那么，人权条款最终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呢？迄今为止，已经发表的官方文件没有系统的说明。
劳动教养适用三类人：故意实施了一定的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还有一种情况，关闭不是针对违法生产经营者的权能，也不是针对场所，而是针对项目，大多是建设项目。
前者如责令改正(包括责令公开更正、责令限期治理、责令该学校招收、责令消除安全隐患、责令行为人排除妨碍等)，后者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包括责令停止开采、责令停止生产、销售、责令停止使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等)。(15)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第2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第3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52条，等等。(24)一种意见认为，强制检查属于一种独立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行为的撤回属于行政行为的消灭的一种形式。1980年，依据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收容审查并入了劳动教养。
这类措施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只是根据《行政强制法》第3条的规定，不适用《行政强制法》而适用特别法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30条规定：有本法第二十九条所列行为情节严重的，公安部可以处以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处罚。就人大与公民的文化关系而言，主要体现在宪法典总纲中的文化制度和第二章有关公民受教育权、文化活动自由的规定上。
[30]但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一条款的核心主旨是规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政治关系、人民政协同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78] 在这种现状之下，如果中国社会自治得以形成并切实展开，就需要大共同体通过相应的举措收缩权力进而释放相应的制度与生活空间，或者说，需要政体结构或政府作为社会自治的第一推动力。在内涵上看，这种整体的国家形象由三个具体的形象所构成，即：物质文明→富强国家，政治文明→民主国家，精神文明→文明国家。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国旗、国徽和首都就不再是普通的物体或者地理空间，而是政治生活的具体符号，是依赖宪法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的生存意义的象征符号，它不仅是政治公民对宪政秩序的认同对象，也是普通公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忠诚对象。而能够支撑起各种类型国家治理的政体恐怕就不能是是冯仕政教授所概括的革命教化政体，而应是治理建设政体[86]。
[72]［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页。虽然这种解释能够确定条文的字义，但由于这种解释存在着平面化的不足，所以，这一条文的更为深入的内涵就会被遮蔽。[44] 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107页。在某种程度上说，受教育之权利和义务的双重属性彼此不分进而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就是中国宪法教育制度的基本面相。
阿瑟·马斯（Arther Maass）所称的平面民主（areal democracy）由此产生了。所以，在人大与公民的社会关系上，人大的宪法义务就是通过立法权及相关职权的行使，来为社会自治提供宽松、自由的制度空间，并监督国务院及相应政府部门严格地遵守相关法律。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共同体内自治组织数量的增长、共同体自我管理范围的扩展、共同体内决策公共性的提高，以及公共治理结构的确立，应当是判断自治程度的重要指标。只要通过合法的民商事行为所获得的收益都应该在强力保护的范围之内，甚至连从事民商事行为的机会都是一种财产形态。
依托一体二元三维解释框架，从体、元、维三个角度出发，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和政体三个核心概念，可以把82宪法宏观性地解释为：就一体中国而言，中国宪法典通过确认逻辑、展望逻辑和规定逻辑完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建构。这些历史记忆包括文化记忆、政治记忆和经济记忆，把这三种记忆概括起来就是革命的记忆和建设的记忆，或者说，就是关于非常政治和日常政治的记忆。
就真理性代表来说，《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对其做出了丰富的解释，而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注释: ?对82宪法典的解释，可以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政体和宪法权利等基础概念展开，但鉴于笔者对中国宪法权利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可参见韩秀义：《中国宪法权利新类型的划分、解释与应用》，载于《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所以，本文的解释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政体作为解释的概念依托。
反思过去并提炼机理是要设想和展望未来。[80] 详尽内容可见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60页。我国的政体是人民共和国，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 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9页。[13] 此语是翟志勇博士对强世功教授论说特点的评价。关于政治化实施和治理化实施的内涵，笔者分别界定为：所谓政治化实施，主要是指权力主体以某种意识形态为指针、以某种中心工作为目标、以某种运动为方式而运用权力的过程。
对责任感的呼唤虽然具有道德意味，但这种道德并不是以往的那种宏大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道德理想，而是不同行为体以效率为核心的合作性道德。[61] 这里的三只是多角度或多维度的意思，并不是指数量意义的三这一实词。
这种关系依然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在权力来源上，无论是国务院、法院和检察院，还是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它们的权力均来自于人大的法定授权，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中民主的体现。若用耳熟能详的语言来表达，政体Ⅱ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其二，若将宪法典总纲的第一条规定的性质视为一种总括性甚至统摄性规定，就需要解释该条同临近条文及相关条文的逻辑关系，其中最为需要考虑的是宪法典总纲第二条和宪法典总纲中的第六条至第十八条的内容[35]。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机理统摄与支配之下，具体的原因则处于变化和发展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表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如果笔者对蔡定剑教授相关解释结论的评价不是吹毛求疵的话，那么，由此可以发现所谓具体宪法规定解读模式的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定性片面、内涵不准确。但民意并不会是统一的，而可能是分散的，这种情况就需要一种合理的权力运用技术把分散甚至充满歧义的民意进行整合，这种民意整合技术就是辩论和表决，并最终形成多数意见。宪法为什么要规定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思想道德建设是国家对全体公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它决定着我国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关系着培育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第二个层次的意义在实用主义方面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而更多地表现在道德层面，因而，现代治理是一个对责任感的呼唤，但却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效率。
所以，在治理主权系统中，那种具有阶级斗争色彩的革命就不应该存在，[89]尤其是在把治理[90]写进执政党重大决定的当下就更是如此。当自我义务被附加上对他义务时，就使得所谓的自我义务具有了不可选择性，这样，他者也就具有了管理甚至支配公民自我义务的机会和政治伦理依据。
[④]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真理当然要坚持，谬误当然要反对甚至消灭。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18] 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7—108页。
因为宪法序言第五段也有内容相同的表述，即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表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文本内涵上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笔者并不反对从宪法第二条中解读出关于中国政体的内涵或规定，只是认为这种解释存在着不足。若要尽可能地清晰解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内涵，则需要两个重要支点作为保证：一是要有相对合理的解释框架，二是要严格依据宪法文本，尤其是第三条。这就是‘历史感——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感觉。进而言之，任何一部宪法都是一个内在矛盾的体系，而宪政的意义就在于将诸多矛盾统一起来，并通过宪法解释、宪法诉讼等技术性措施，在宪政体制内化解。
所以，蔡定剑教授的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不仅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途径，还有许多其他的途径和方式的解释结论就有不当的扩大解释之嫌。[39]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6页。
第2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强规范性宪法无疑是中国宪法发展和宪政建设所要追求的核心目标，而强政治性宪法、弱政治性宪法和弱规范性宪法则是中国宪法（典）的真实存在样态。
它就会作为一个生命单位而生活和运动，它的生命力被连续不断地分配给它的各个部分。简而言之，人大就是为公民的民商事活动遮风挡雨的庇护者。